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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围城之困”倒逼“垃圾革命”
在浙江省金华市的农村地区，几乎每家每户门前都有一蓝一绿两个垃圾桶，用来分装“不会烂”和“会烂”的垃圾。随后，村里的保洁员将“会烂的”垃圾收集后倒入阳光堆肥房，就地消化制成肥料回归农田；对于“不会烂”的垃圾，则二次分类成“能卖的”和“不能卖的”，“不能卖的”垃圾通过城乡环卫一体化体系进行集中处理。
“这是被逼出来的，垃圾问题越来越严重，已经到了影响生态文明建设、创建和谐社会的地步，不治理不行。金华从2014年启动农村垃圾分类工作，各级党委政府强力推动，目前已实现处理费用节约近40%，垃圾最大可减量70％。”金华市政协主席陶诚华说。
早在17年前，我国就在北京、上海、南京、杭州等城市率先启动“城市垃圾分类”试点。如今，这一艰难探索仍在路上。伴随城镇化进程的逐步加快、人民生活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，“垃圾围城”“垃圾下乡”成为城乡发展的“痛点”。
环保部的数据显示，2015年我国大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1.856亿吨。如果用装载量为2.5吨的卡车来运输这些垃圾，所用卡车长度近50.4万公里，能绕赤道12圈。
梳理垃圾处理链条，一般有收集、运输、转运、处理处置4个环节，而垃圾分类是优化垃圾处理链条的重要环节。为此，浙江省因地制宜，充分发挥党委政府的领导力、人民群众的创造力，全面开展垃圾分类工作。
截至目前，浙江11个设区市城区均开展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覆盖面超过50%，县以上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9.3%；所有县（市、区）均开展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，省级试点村达4500个，行政村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处理覆盖率超过90%。
因地制宜创新方式确保垃圾分类有实效
在金华市金东区江东镇六角塘村，记者见到67岁的村民吴美花时，她正在将韭菜和塑料包装纸分别投入家门口蓝、绿两只垃圾桶中。“垃圾分类我们做了两年了，很简单，会烂的投入绿桶、不会烂的投入蓝桶。”吴美花说。
而在绍兴诸暨市浣东街道萝山新村村口，有一个占地约20平方米的垃圾资源化处理站。方小华是负责全村垃圾收集清运的保洁员，对全村500多户村民挨家挨户地上门收集垃圾。“可以腐烂的垃圾我们就拉到处理站，经过一两个月的发酵，就可以用作肥料了。”方小华说。
金华市农办副主任郑俊杰说，金华等地的浙江农村所进行的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试点，就是针对农村熟人社会的特点，回归传统智慧，探索出简便易行的垃圾分类方法、“垃圾不落地”的转运方法以及动员群众、依靠群众的工作方法。
此外，浙江各地还通过积分兑换奖品、实名制、“红黑榜”等各种方式，确保垃圾分类能够顺利推行。杭州市下城区朝晖街道的7个社区推出了垃圾分类正确积分兑换奖品的活动，居民通过回收饮料瓶、电池、废弃电子产品等废旧物资所获得积分除了获得比亚迪汽车使用权、苹果手机等奖品外，还可以到社区合作的超市、商店直接抵用。
全国推广仍需啃下“硬骨头”
作为最典型的公共管理问题，垃圾分类是一个全社会的综合系统工程，必须从政府、企业、家庭、个人等各个层面全社会共同发力，缺一方而不可为。而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足环境短板的大背景下，垃圾分类全面推广仍然需要啃下“硬骨头”。
2016年，国家发改委、住建部联合发文，明确到2020年底，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得到有效分类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重点城市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覆盖率达到90%以上，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5%以上。
浙江省社科院调研中心主任杨建华说，改变居民的意识、形成习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周期，因此需要不断通过监督、潜移默化的影响形成良好的群体生活习惯。“垃圾分类的开展容易呈现出物理学上的‘纠缠态’，即已经开始分类的人会因为不分类的人改变养成的习惯，并且反复发生，‘运动式’地搞一阵肯定是不行的。”他说。
而相较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相对简单易行，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机制的建立则受到垃圾体量大、公民自觉意识不够、约束机制缺乏、市场适应性和技术路线不明确等多种因素困扰。
“目前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小区基本上依靠物业自觉，小区内的保洁员来进行二次分类，但实际上这样的做法只能够应付考核，治标不治本。”杭州市市容环境卫生监管中心分类指导科科长曹勐奇说，期盼垃圾分类工作落实到居民个人，基层宣传、指导和监督力量都缺一不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