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是强制分类方法。《方案》强调首先必须要求强制分类主体对有害垃圾进行分类，主要考虑有害垃圾环境污染风险较大，如与其它垃圾混合处理，可能存在二次污染的风险。其次，各地可根据当地生活垃圾成分、收运和处理设施建设情况等，选择易腐垃圾、可回收物等类别进行分类。

 

　　四是时限要求。《方案》要求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要结合本地实际，于2017年底前制定出台办法，细化垃圾分类类别、品种、投放、收运、处置等方面要求。

 

　　（二）关于引导居民自觉分类

 

　　从此前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试点的情况看，居民形成分类习惯是个长期的过程。在法律法规正在完善的情况下，目前对居民个人要采取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措施开展分类，只使用强制手段难以取得良好效果。因此，《方案》提出“引导居民自觉开展生活垃圾分类”。

 

　　尽管没有提出强制分类要求，《方案》对引导居民分类提出：一是城市人民政府可结合实际制定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指南，引导居民自觉、科学地开展生活垃圾分类。二是此前已制定地方性法规、对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提出强制要求的，仍按原规定继续实施。三是在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选择不同类型的社区，开展居民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示范试点，并根据试点情况完善地方性法规，逐步扩大强制分类实施范围。四是引导居民单独投放有害垃圾，分类投放其它生活垃圾，结合本地实际尽可能干湿分类、深入分类。

 

　　垃圾分类确实是一项非常复杂且系统的工作，如不能打通后续收运、利用、处理等诸多环节，垃圾分类工作将难以持续。《方案》因此着重强调了收运、回收、终端处理等设施建设与前端分类工作的配套衔接，避免影响居民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和分类效果。《方案》要求：一是要建立与分类品种相配套的收运体系。在收集阶段要完善垃圾分类标志、改造垃圾房、转运站等。在运输阶段要配备专用收运车辆，避免将分类好的垃圾混合装运。此外，由于目前有害垃圾收运系统还不够完善，《方案》提出要加快建立符合环保要求的有害垃圾收运系统。二是要建立与再生资源利用相协调的回收体系。我国历来就存在规模庞大的废品回收网点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垃圾分类工作，但这些回收点还需规范。对此，《方案》提出要健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，合理布局布点，推进垃圾收运系统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系统的衔接，便于对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利用全口径管理。此外，《方案》还提出建立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信息化平台，提供回收种类、交易价格等信息，以便各方面能公开、便捷的进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交易。三是要完善与垃圾分类相衔接的终端处理设施。根据《方案》提出的强制分类方法，为确保终端处理设施与垃圾分类相衔接，《方案》要求在有害垃圾处理方面，要加快危险废物处理设施建设，建立健全非工业源有害垃圾收运处理系统；在易腐垃圾处理方面，要鼓励利用易腐垃圾、加快餐厨垃圾处理设施建设；在可回收物处理方面，要加快培育大型龙头企业，推动再生资源规范化、专业化、清洁化处理和高值化利用。四是要探索建立垃圾协同处置利用基地。目前我国垃圾分类终端处理能力还需加强，设施选址难的问题急需突破。因此，《方案》提出应对终端处理利用设施建设加强统筹规划，探索建立集焚烧、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、填埋、有害垃圾处置于一体的生活垃圾协同处置利用基地，以提高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，也便于对各类垃圾集中、高效的运输处理。

 

 

　　一是组织领导方面。《方案》明确了城市人民政府在垃圾分类工作中的主体责任，要求其对强制分类实施情况加强监督检查和工作考核，并向社会公布考核结果。同时，提出省级人民政府、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加强指导，在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、卫生城市等创建中，逐步将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情况列为考核指标。

 

　　二是健全法律法规方面。法治是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基础。目前，垃圾分类方面的法律法规还有待完善。《方案》提出要加快完善相关法律制度，推动出台地方性法规、规章，依法推进生活垃圾强制分类。

 

　　三是完善支持政策方面。目前，我国垃圾处理收费制度仍处于起步阶段，垃圾处理费费率标准和收缴率仍然很低，收费与处理成本之间还存在很大缺口，还难以保障垃圾分类体系建设。因此，《方案》提出完善垃圾处理收费制度，落实相关税收优惠政策，同时加大中央资金和地方财政的引导支持。

 

　　四是创新体制机制方面。《方案》注重垃圾分类领域的体制机制创新，积极鼓励社会资本和专业化服务公司参与垃圾分类收集、运输、处理相关工作。《方案》还提出了加快建设城市智慧环卫系统、建设生活垃圾资源化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及技术研发基地、推广“互联网+”新模式等一系列有利于垃圾分类的新举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