绿色金融就是我国打好污染防治的攻坚战的“大杀器”。据统计，截止2017年6月我国21家主要银行金融机构的绿色信贷余额达到8.2万亿，粗略估计相当于每年节约标准煤超过2亿吨、二氧化碳减排当量超过5亿吨，北京7万辆出租车停驶超过300年；同时8.2万亿绿色信贷资金的坏账率却很低，仅为0.4%，同期信贷资金总的坏账率已达到了1.7%。

 

　　绿色金融为何威力巨大？首先是“金融杠杆作用”。绿色项目往往具有公共品属性，而社会资本则因有效激励不足而涉足较少，导致政府部门成为绿色项目供给的主要组织者。然而，我国资源环境问题十分严峻，每年面临着约4万亿的绿色投资需求，每年政府绿色投资仅为2000-3000亿元，缺口巨大。这就需要发挥金融的杠杆作用，改变有限的财政资金的投入方式，撬动更多社会资本进入绿色环保领域。

 

　　其次是“资源配置作用”。我国严峻环境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反映的是污染较高、效率较低的经济结构、以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结构。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的经济结构。而绿色金融就是的通过资源配置优化效应，改变市场主体的投资结构、生产结构等行为结构，进而推动经济结构改变的重要抓手。结合行业规制、政策杠杆等举措，绿色金融提高绿色、高效项目的投资回报率和融资可得性，降低污染、低效项目的投资回报率和融资可得性，同时强化企业、消费者的绿色偏好以及污染厌恶，进而改变企业面临的扭曲的激励约束机制，引导企业投资从“棕色”、低效项目转向“绿色”、高效项目。更重要的是，依靠环境权益市场交易流转、绿色金融产品开发利用，让影响环境生态的生产行为承担相应成本，让保护环境生态的生产行为获取相应收益，同时让更高效率的生产者获得最大生产机会。

 

　　第三是“风险管理功能”。绿色金融不仅仅在于促进环境生态保护，而且也在于促进金融机构自身的可持续发展。事实上，人类活动对于资源环境的破坏正在导致越来越多的潜在危机。金融机构如果不能有效识别和量化其持有资产所面临的环境风险，不自觉不主动将金融资源向绿色领域配置，那么必然会积累重大系统性风险，进而影响自身的可持续发展。

 

　　深化发展绿色金融，政府在推动绿色金融发展中应有更多的使命担当。2016年8月，国家发布了《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》，成为全球首个国家层面的绿色金融发展政策文件。随后内蒙古、扬州、福建、北京、重庆等多个省、市级政府相继出台绿色金融发展专项规划，推出了湖州市、衢州市等一批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。然而，绿色金融发展内在机制亟待构建和完善，要用区块链、物联网等新技术客观评估测量绿色项目，防范各种的“漂绿”行为；要用风险补偿、风险代偿、融资贴息等杠杆手段撬动更多绿色金融发展；要用环境限额管控、相关权益交易等构建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平台；用更多绿色金融学会协会组织推广绿色金融理念、推动绿色金融创新。

 

　　其次，引导强化金融机构绿色金融意识与绿色发展能力。当前国内一些金融机构已开展众多有益探索，兴业银行很早就将绿色金融纳入公司长期发展战略，工商银行率先设计了环境敞口对信贷风险的影响评估模型，天风证券在券商行业首个成立绿色金融事业部，合作建立绿色金融智库等。全社会需要继续营造注重发展绿色金融的声誉氛围，强化金融机构绿色金融意识，设立专职绿色金融发展专职部门，建立涵盖绿色融资政策、制度、流程、监测管理及风险评估等在内的绿色营运和管理体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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